本报讯 互联网络究竟会给人类社会和日常生活带来多大的影响？在网站广告铺天盖地、电子商务之类名词频繁出现的今天，也许人们关注的焦点不应该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而应进一步深入到社会、文化、制度，甚至哲学层面。3月18日，由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主持召开的“信息科技与社会学术讨论会”在清华大学举行，来自中国社科院、北大、清华、南开和华中理工等高校的学者参加了会议。
清华大学的曾国屏教授首先介绍说，清华“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将设立“网络与社会”研究室，对网络的社会影响展开深入研究。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网络的社会和文化问题进行了交流。
不少学者都注意到了研究方法上存在的问题。社科院哲学所的郭良说，关于网络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国内有这么一些研究方法：有的人从参考消息之类报纸上找一些素材，然后经过一番理论思辨，就得出某些结论；有的人从翻译着手，把美国人的研究成果直接引进。郭认为，由这类方法得出的结论，往往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网络的飞速发展使一些前两年看来颇有道理的结论，现在变得不合时宜了。他认为，实证研究就不一样，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更加可靠。即便理论构架有问题，留下的数据也能为后人所用。比如，网络和信息技术是使贫富地区或阶层的差距拉大还是缩小呢？像这样的问题，要通过入户调查和长期追踪才能得出结论。
社科院哲学所的吴伯凡认为，IT业界的一些人在探讨网络与社会的关系时，越来越流于时闻和短评，有点像新闻评论。这样，与国外的研究相比就显得很肤浅。而学术机构内部研究此类问题的那些学者，则与技术有些隔膜，喜欢用传统的理论去套，显得很生硬。他认为，像托夫勒及其他一些未来学家写的书，都是应时之作，倾向于把未来作简单化的夸张。而即将出版的一套引进版新书《信息时代三部曲》则不一样，该书采取的社会学视角，使其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国外网络文化的译介工作，是与会者讨论的一个话题。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的曾国屏教授着重介绍和分析了赛博空间（cyberspace）和虚拟（virtuality）两个词的来源以及翻译上的一些问题。《数字化生存》一书的译者胡泳也就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主张，在译介新词时，能够意译的就尽量不要音译。与会的其他学者还指出，目前网络文化译著的质量实在令人担忧。
关于网络的自由特性，网络应该如何管理，学者们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刘华杰教授说，从复杂系统角度看，网络与大脑有些类似，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而我们的管理工作者却做了裂脑人的工作，人为地把这个“大脑”分成左右两边。现在，国内四大网之间的带宽太窄了，中国的网络几乎就不能叫互联网。他身处教育科研网，要看公众网却要绕道美国，网速才能稍微快一点。所以，阻碍互联网发展的最大障碍，不是技术，而是我们国家的文化、传统和观念问题。
此外，参加会议的学者还就网络对传统媒体的冲击、网络与知识社会、电子超文本对知识传播方式的影响、千年虫问题的反思、人工智能的哲学问题等等展开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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